谈到文化，我们常说“中国文化源远流长”，并对此觉得欣慰与自豪。
但是谈到这个文化带给我们什么，恐怕就不易说清楚了。
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礼物，礼物太多太杂，就需要一番分辨捡择的功夫了。
所以在探讨国学之前，不妨先谈谈“文化”一词。
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，意即有人类才有文化。我们由此可以界定文化的四点特色：
第一，异于自然。
在《易经》中，坤卦代表生养万物的大地，其中六二的爻辞始于“直”字。
“直”是指万物由大地直接产生，而人类所创作的“文”是指交错使用。
一片森林中，若有两棵树木“交错”而成一张桌子，就表示曾有人类在此住过。
第二，形成传统。
传统是在时间过程中积淀而成，其目的是使其人民活得安全愉快。
第三，自为中心。
每一种文化都肯定自己占有中心的地位，亦即在其原始的神话中，会说明祖先如何来自超越界的神明，是神明所特别眷顾的民族。
我们的祖先称自己的国家为“中国”，“中”字为象形字，取象于旗帜。
在部落时代，酋长所居之地，插旗以为号，表示这是中心，依此分出东南西北四方。
因此“中国”一名肯定了这个民族的核心地位；其他民族亦有类似的自为中心的信念。
第四，兴盛衰亡。
文化是人类所造的，世间各个族群互相竞争，文化于是也像具有生命一般，出现兴盛衰亡的情况。
事实上，自古以来大多数文化已经沦为历史陈迹。
因此，重要的问题是，分辨使文化兴盛与衰亡的因素是什么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进而说明文化的三个层次。
文化是人所造的，人的生命有“身、心、灵”三个层次，因此文化也有三个对应的层次，就是“器物、制度、理念”。
第一，器物层次。满足人类具体生活的需要，如食、衣、住、行等。
第二，制度层次。从风俗禁忌到法律规章皆属此类。
人群组成的社会需要制度，因为个人的思考与行动，总是替自己考虑，最后难免以权谋私，以私害公。
今日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是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法治等，要以制度来实现人类对“仁爱与正义”的根本愿望。
第三，理念层次。理念主要描述人的理想与观念，形成特定的价值观，使人依此判断生命的意义与目的。
理念主要表现于文学、艺术、宗教与哲学中。
文学抒发真实的感受，常能引起群众的共鸣；艺术使用生动的象征，回应了集体潜意识的要求；
宗教以其信仰建立人与超越界的关系，使信徒得到根本的安顿；哲学以理性态度了解现实世界，再建构一个有可能达成的理想境界。
今日谈文化，对于器物层次要珍惜与维护，对于制度层次要认识与借鉴，但真正要研究与发扬的，则是理念层次。
中国文化的理念，就保存在所谓的“国学”里面。
广而言之，古代留下的文字资料都属于国学范畴，但是正如黄河挟泥沙以俱下，其中有不少浮滥的、复制的、浪费纸张的东西。
因此，谈起国学，眼光自然转向经典。
但即使是经典，如《四库全书》所列的“经史子集”，其数量也过于庞大。
我们的时间与力气有限，所能阅读、理解并加以应用的更为有限，那么要如何选择呢？
首先，既然所关注的是理念，就要认清“什么理念是完整而根本的”。
理念若不够完整，就像探讨人生问题却只注意少年阶段或老年阶段，只看到人生的光明面或黑暗面。
理念若不够深刻，则对“生老病死”难以释怀，对“喜怒哀乐”不明所以，对“恩怨情仇”无力化解，对“悲欢离合”莫可奈何。
文学与艺术所展示的理念，往往就有这样的问题。至于宗教，则涉及个人是否信仰的机缘与抉择，其教义所展示的理念也难免于独断而没有思辨及讨论的空间。
因此，理念之中值得考虑的，主要是哲学。
“哲学”一词由西方翻译而来，其原意是“爱好智慧”（philosophy），亦即以理性探索宇宙与人生的根本真相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有一个特别的时期，就是约公元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。
这个时期何以特别？
在它之前是封建制度，礼乐政刑皆上轨道，不必认真思考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；
在它之后是秦始皇帝王专制，从此一路下去，尊君卑臣、剥削百姓，不容许自由思考这些问题。
这短短的五百年间，百家争鸣，诸子各申己见、各立新说。
但能够“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”的不多。
直到西汉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，才算确定了六个有系统的学派，即“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”。
这六家之中，表面上各有长短，但只有儒家与道家合乎严格意义的哲学之名。
因此，谈国学须以儒家为主，并以道家为辅。
以儒家为主，这固然是历史上的事实。
如司马迁在《史记‧孔子世家》所说的，“中国言六艺（六经）者，折中于夫子”，而历代专制帝王也确实利用儒家来教化百姓。
但需要特别警惕的是，正是这种帝王专制扭曲了先秦儒家的原始理想。
至于道家，则以其开阔的视野，提供心灵与道契合的无限空间；
但也同样受到后代的误解与误用，以致显得面貌模糊。
因此，若要探讨国学对人生有何启发，首先要做的是正本清源；
要面对一个巨大挑战，就是跨越两千一百多年的帝王专制，回到先秦的儒家与道家。
总之，我们今日谈国学，所侧重的应是它对人生的启发，并且是正面而积极的启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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