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苦难屈辱的时期，也是劳工贸易全面兴起的时段。晚清统治者在两次鸦片战争后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打开了苦力贸易在各被迫开放口岸兴起的大门。
1872年，一名美国记者通过亲身调查后，发现了劳工贩卖令人咂舌的利润，他在文章中说：“劳动力的需求如此之大，种植园的资本家都愿意花500元的代价，买下一名能使用八年的中国佬。这种贩运的利润很容易计算，送到市场上的900名活人，就相当于45w的财富，而他们原来付出的成本，总共不到5w，送到古巴转手便能挣得40w，这样的利润即使在非洲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也没有实现过”。
而与非洲的奴隶贸易相比，劳工贩卖似乎多了一层遮羞布，劳工贩卖说的好听的是签订了劳工协议，出自劳工自己的意愿，与黑奴贸易不同，很多电视剧中竟然还美化劳工贸易，实质上，一个软弱无能的晚清政府，已经风雨飘摇，自顾不暇，想要从这一纸协议中获得人权和保障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；
以劳工贸易最为猖獗时期的最集中、最繁忙的中转站--澳门猪仔馆来说，抓来的青壮年大都是在酷刑的威胁折磨下，万般无奈地在卖身契上签字画押。不少苦力实在无法忍受折磨，甚至在签字前就寻短见自尽了。而当时的媒体和官府对此惨象竟然熟视无睹，甚至官匪勾结，充当贩卖劳工的打手，尤其是中国沿海无法无天的流氓无赖、海盗恶棍在罪恶的苦力贸易中扮演着极其卑劣的角色，他们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成为外国奸商得力的帮凶与爪牙。
以广州为例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外恶势力的勾结；广州巡抚耆龄在上奏中曾指出:“夷人在粤东利诱内地匪徒，拐骗人口出洋，名为买猪仔，由来已久，自咸丰七年(1857年)夷人入城，此风更盛。”而内地恶棍在拐骗人口方面可谓挖空心思，坏事做尽。坑人手段五花八门，他们要么花言巧语，骗人上钩，如不奏效，则不惜用下药、打闷棍等卑劣手法强迫绑架。无辜平民一旦落入匪手，就凶多吉少。稍有违抗，便惨遭毒打虐待。
而签订了协议后，被贩卖的劳工才刚刚进入了地狱，两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的海上航行，严重超载的贩卖船，被贩卖的劳工只能肩并肩，背靠背的紧挨在一起，如牢笼般的窒息环境，同时还有严重匮乏的淡水和食物，渴死饿死者比比皆是，最终能活到终点的劳工竟然只有十分之一，劳工海上航程的严酷性甚至远超贩卖黑奴的”大西洋中段航道”；然而即使最终坚持到了终点，迎来的也只是另一个地狱，只有无休止的劳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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