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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子论和原文(诸子论及其文章学意义)

100次浏览     发布时间:2024-11-18 10:16:42    

明清及民国时期围绕柳宗元文章的批评,常指出其对先秦诸子之文的取法,或直接将其归为名家之文。这些评论揭示出柳文的一些关键特征,为今人研究提供了借鉴。究其原因,这一时期子学的复兴,使得评文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,对四部之学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式的梳理,也推动了文论家去勾连唐宋古文与先秦诸子间的发展脉络。探讨古文与先秦诸子的关联,不仅见于柳文批评,也存在于其他唐宋八大家的批评中。对柳文取法诸子一面的强调,使其论辩文受到更多的关注,有助于改变柳文接受史中山水游记独受重视的局面。

柳宗元文章取法先秦诸子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,前人多从柳文自身出发,讨论这种取法的表现,间有引述古人文论者。亦有少数研究关注古人对柳文取法诸子的论述本身。前辈学者对于古人对柳宗元的评论已有仔细的整理,如吴文治所编的《柳宗元资料汇编》,但关于柳文与先秦诸子的关系,古代文论中还有很多材料尚未得到挖掘,其文章学意义也未得到深刻的揭示。古代文论中对柳文取法诸子的论述,主要集中于明清及民国时期,相较于宋元时期对柳文思想的聚讼及文法的浅层讨论,无疑是柳文批评中的一种新变。这说明,这一类型文论的盛行,固然与柳文自身特点有关,但更多地受到评文者主体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。特别是晚清民初时中西学术激烈地碰撞交融,传统文章学也发生了诸多新变,柳文批评自不例外。因此,本文拟转换视角,关注柳文取法诸子论在明清以降的流行,从批评者视角的转变来考察这一现象的成因,以及对柳文批评所产生的影响,总结其文章学价值。

一、柳文批评中的取法诸子论

古人评点柳文,常指出其与先秦诸子的相通之处,主要有以下几方面:

其一是文风、写法等外在形式的相通。如孙琮称《设渔者对智伯》采用战国时常见的假托代言写法:“借托设言之文,其风独盛于战国,是亦一体,盖设为数层渐进而入本意也。此文讽贪得而招敌者,是其本意。而极力摹写,开合繁简,处处入神,亦是有意摹古之文。”何焯称《封建论》为“荀卿子之文也,其中节制甚谨严”。亦有称柳文继承《韩非子·难言》“用古人古事,错综布列”之法者,如赵用贤《评林》本举出《与杨京兆凭书》,平步青则认为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更为近似。对于繁称琐引、铺张扬厉之法,何焯、李光地等理学家批判为“子家修词之一累”,认为惟有韩愈能避免,反映出清代柳文批评中以人系文、“扬韩抑柳”的传统立场。亦有人称柳文犀利的词锋气势取法法家及战国策士文风,如姚鼐称其“廉悍似韩非”,林纾称《设渔者对智伯》“气势似《南华》,词锋似《国策》 ”。古人评柳宗元与人论辩之书信亦常言及此,如焦循称《与李睦州论服气书》“辨似《战国策》,文气则先秦子书”。上述论述主要讨论柳文具体篇目对先秦诸子修辞手法及风格的吸收。

其二是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思路,即梳理四部之学间的关系,认为集部出于子部,将唐宋八大家分别判定为子部“×家之文”,并据此解释其文风之成因。如恽敬称柳文“自儒家、杂家、词赋家入,故其言详雅有度”。更多学者称柳文为“名家之文”,因为名家讲究清晰准确地界定概念,拒绝语义的模糊性,柳文好辩,与此有相通之处,章学诚、刘师培、来裕恂等人均持此说,其中刘师培所云较为详尽:

子厚之文,善言事物之情,出以形容之词。(自注:如永州、柳州诸游记,咸能类万物之情,穷形尽相,而形容宛肖,无异写真。)而知人论世,复能探原立论,核覈刻深,(自注:如《桐叶封弟辩》《晋赵盾许世子义》《晋命赵衰守原论》诸作,皆翻案之文也。宋儒论史,多诛心之论,皆原于此。)名家之文也。

此论指出柳文辨名析理与名家控名责实的相通之处,把握住了柳文的关键特征。此外,刘咸炘从文质之辨角度论述韩柳古文与子书的关系:“中唐韩、柳诸家,承过文之极弊,参子家之质实以矫之,然犹未失文也。”认为古文家取诸子之质实,以矫正骈文之弊。这种比附不是柳文批评中的个案,而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唐宋八大家批评所共有的新变,只不过柳文与诸子的相通之处较多,因而这种批评视角的转向在柳文批评中更加显著,下文将对此详细论述。

亦有论者将先秦诸子视作文体渊薮,将论辩、寓言等文体的源头都追溯其中。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称韩柳“辩”体“其原实出于孟、庄”,皆“本乎至当不易之理,而以反复曲折之词发之”。徐氏只着眼于特定文体,到章学诚提出“后世之文,其体皆备于战国”,古文与诸子勾连的基础才得以奠定,章氏对四部之学演变的论断,如“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”,“立言不专家(自注:即诸子书也),而文集有论辨”等,也被后世学者所继承,如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即云:“论辨类者,盖原于古之诸子,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。……子厚取于韩非、贾生。”邓绎也将私传与诸子寓言联系起来,称柳宗元《梓人传》“用孟子语齐人之例耳。借人立论,意不在其人也。庄周寓言亦犹是耳”。晚清民初思考子集关系,多以章学诚之论为基础加以延伸。

另有学者指出柳文的内容与《吕氏春秋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等子书有相通之处,如称《天说》《梓人传》《设渔者对智伯》《种树郭橐驼传》等文以无为、知止、“全性得天”为主旨,近似《庄子》,《四维论》《与杨诲之第二书》和《孟子》意旨相通。其中,清人对《吕氏春秋》的重视反映出评文者阅读视野与知识体系变化对古文批评的影响,宋之王应麟虽也称《梓人传》取《吕氏春秋·分职》之意,但称柳文源出《吕览》之说在清代尤多,如冯班云:“柳子厚《封建论》本于《吕氏春秋》(自注:兼采《列子》),子厚多学子书作文字。(自注:《愚溪说》亦出《吕氏春秋》。)”包世臣称“柳州以下,皆得之韩、吕二子”,《封建论》“推演《吕览》数语,遂以雄视千秋”。前人也注意到柳宗元在永州、柳州所作的山水游记及赠序,如《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》《东海若》《祭吕衡州温文》《愚溪诗序》等,对道家思想及《庄子》式的迷离惝恍氛围的吸收。刘师培认为这受到地域的影响:“子厚与昌黎齐名,然栖身湘、粤,偶有所作,咸则《庄》《骚》,谓非土地使然与?”

由此可见,古人较为关注柳文取法先秦诸子的问题,角度多样,互有承袭,也褒贬不一,呈现出以下特性:一是在时段上集中于明清及民国,注重阐发写法、文风等外在形式层面对诸子的继承,借以描述其文风特点,前之宋元两代则多着眼思想观点,或仅简单指明文法,这种新变应与明清文章学及古文选本的兴盛有关;二是较少着眼柳文与儒家的关联,而多指出其与法家、杂家、名家等的相似之处;三是在唐宋八大家中,古人对柳文与诸子相通处的关注较为突出。可以说,柳文取法诸子论是明清及民国时期柳宗元接受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。

二、柳文取法诸子论盛行于明清之原因

追溯源流是古代文学批评的常见思路,折射出评家的个人好尚及所处时代的整体思潮。柳文取法诸子论的产生,固然源于柳文自身与诸子多相通之处,但其少见于宋元,却流行于明清,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评文者视角的转变。一方面,子学复兴造成了评文者知识结构的更新,另一方面,四部中子部地位提高,促使学者重新评价四部间的关系,形成了子集流变论。

(一)子学复兴对柳文批评的影响

先秦诸子的地位因时而异。宋代,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科举士大夫群体的形成,诸子被大量刊刻,苏轼有云:“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,日传万纸,学者之于书,多且易致如此。”但宋人对诸子的态度,即如井上进在《中国出版文化史》中所云:诸子作为知识对象被容许存在了,但从统领知识的道德的立场来说却应坚决排斥,可作为藏书对象,作为读书对象则不恰当。宋人重视的子书也不外乎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数家,像《韩非子》等子书虽也被刊刻,但评价较低。宋人论述古文与诸子间的关系,也主要着眼此数家,如称韩文学《孟》、苏轼学老庄等,意图在于褒扬这几家的古文,而非对文法、风格等的客观讨论与写作指导。柳文则常因其思想的非正统性而受到批评,在写法、风格上与《孟》《老》《庄》也较少相通之处,宋人很少将其与这几部子书关联起来,是以柳文取法诸子论没有流行。

从明代后期开始,先秦诸子非常流行,甚至到了“天下子书横流”的程度,时人大规模刊刻、注释子书,高度评价其思想及文章学价值,在古文选本中也广泛选录。一些前代流传不广甚至有所散佚的子书,都进入士人的阅读视野,因此诸子在评文者的知识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,成为评文时容易调动的思想资源。其中《管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墨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子书格外受到重视。明清人对其艺术价值评价很高,如归有光即称《管》《荀》《韩》《吕览》等“发之尘箧之中,而珠英玉彩,烨然生光,宜后世才士,餔醨而啜食之,以是为餐菊英而酌桂醑也”。更有学者将唐宋八大家追溯至这些子书,包世臣即云:“文之奇宕至《韩非》,平实至《吕览》,斯极天下能事矣。”“子厚《封建论》、永叔《朋党论》,推演《吕览》数语,遂以雄视千秋。”“八家工力至厚,莫不沉酣于周、秦、两汉子史百家,而得体势于韩公子、《吕览》者为尤深,徒以薄其为人,不欲形诸论说。”鉴于八家在当时的古文典范地位,学者称其渊源于诸子,实是为了抬高诸子的地位。柳文取法诸子论在明清的盛行,与这一时期诸子(特别是法家、杂家类)的复兴关系密切,上节所举明清人关于柳文取法诸子的论述,即有不少着眼于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子书,以此来解释柳文纵横扬厉的论辩特色,反映出评文者的知识结构和阅读偏好对柳文批评的形塑作用。

明清子学复兴所带来的评文者视角变化,如更关注古文对诸子的取法,以及所涉诸子范围的扩大等,也存在于对韩愈、欧阳修、苏轼等人的批评中,也可从旁佐证子书复兴对于柳文取法诸子论的推动作用确实存在。不同于宋元时期,明清学者讨论古文取法诸子问题,在《孟》《老》《庄》之外,常着眼于《管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法家、杂家子书。例如清人常言韩文取法《管子》,方苞即称《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》取《管子》“结上起下”法,姚范称《原毁》“后颇用《管子·九变》及《战国策》为齐献书赵王文法”。方苞属于桐城派,所编纂的《古文约选》选韩文最多,评价很高,但他却说:“管子、荀子、韩非子之文,俳比而益古,惟退之能与抗行。”高度评价三家之文,称韩愈能与之抗行。苏文批评亦存在这一现象,平步青即称《策别·去奸民》篇“夫大乱之本,必起于小奸。惟其小奸而不足畏,是故其发也,常至于乱天下”数句,出自《管子·权修》篇“凡牧民者,欲民之正也。欲民之正,则微邪不可不禁也。微邪者,大邪之所生也。微邪不禁,而欲大邪之无伤国,不可得也”,《管子》“文气宽博”,苏文则“以简出之”,各有所长。不过,清代理学家对诸子之文仍不乏批评,如蔡世远编选《古文雅正》,自序即云:“ 《荀》《韩》《庄》《列》不载者,斥异学也。”但当时众多称唐宋八大家古文文法取法先秦诸子的论述,已足以证明子学地位上升对古文批评的影响,这应是柳文取法诸子论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

此外,文章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因素。宋代是文章学刚刚成熟的时期,虽已产生诸多文章批评著述及古文选本,但评点远不如明清精细,多在总体上笼统地概括古文作法。而明清古文评点高度发达,又有指导士子“以古文为时文”的意图,注重揭示具体可行的作法,上举文论很多即出自古文选本的评点,对先秦诸子也多援引批点时文之法。这种对文章形式层面的关注,推动了对柳文与诸子相通之处的深入讨论。

(二)四部流别论的推动作用

清代中期以后,存在一股重新思考子部、集部关系的思潮。一种是从指导文章写作的角度,将唐宋八大家追溯至先秦诸子各家,主张取法诸子为文。另一种是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思路,认为集部古文阐述作家平生思考所得,因此是子书的接续,形成了“集部出于子部”之说。清人习称柳文为名家之文,需要纳入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。

第一种思路是从指导文章写作的立场论述古文与诸子的关系,以恽敬和包世臣为代表。二人为文取径诸子,恽氏“从周秦诸子入,尤得力于韩非、李斯、晁错,近法家言”,包世臣亦“尤好《孙卿》《吕览》 ”,因此重视诸子的文章典范意义。恽敬提出“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”,隐含着子部高于集部的认知,要以子书纠正古文之弊:

敬观之前世,贾生自名家、纵横家入,故其言浩汗而断制;晁错自法家、兵家入,故其言峭实;董仲舒、刘子政自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入,故其言和而多端;韩退之自儒家、法家、名家入,故其言峻而能达;曾子固、苏子由自儒家、杂家入,故其言温而定;柳子厚、欧阳永叔自儒家、杂家、词赋家入,故其言详雅有度;杜牧之、苏明允自兵家、从横家入,故其言纵厉;苏子瞻自从横家、道家、小说家入,故其言逍遥而震动。……文集之衰,当起之以百家。

恽氏此论将从汉代至宋代的古文大家都追溯至诸子,以解释各家文风的成因。

嗣后包世臣也强调唐宋八大家对先秦诸子的取法,如上文所举数则材料。但他反对恽敬“以子书救八家”之说,认为子书的价值在于“晰理至精”“论事至当”“言情至显”,“非谓其制体修辞异于后人,遂以为新奇可喜也”,“八家与时文时代相接,气体较近,非沉酣周秦子书,必不能尽去以时文为古文之病耳”,时人专习科举时文,唯有像八家一样取法周秦诸子,才能纠正文弊,此方为子书值得取法之处。

将唐宋古文与先秦诸子勾连起来,还有文笔之辨一途,即认为古文有“立意为宗”之体,不重文辞而重视表达思想,因此等同于子书,阮元云:“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,当名之为何?曰:凡说经讲学,皆经派也;传志记事,皆史派也;立意为宗,皆子派也。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,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,况名之曰古文乎?”嗣后其弟子梁章钜亦承袭此说。

第二种思路为章学诚所开辟的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,认为“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,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”,“立言不专家,而文集有论辨”,将战国作为转换节点,此后集部中杰出者如唐宋八大家古文,皆可视作“自成一子”:

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,如韩愈之儒家,柳宗元之名家,苏洵之兵家,苏轼之纵横家,王安石之法家,皆以生平所得,见于文字,旨无旁出,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。

章氏认为集部兴起于子史衰落后,若能理清源流所自,“则一切无实之华言,牵率之文集,亦可因是而治之”,是一种文学退化论。他将唐宋八大家古文中对自己思想的阐述,视作子书著述的一种形式,意图不在于推重八家古文,而是以之映衬子部的崇高地位,不同于恽敬、包世臣指导文章写作的立场。章氏此论符合唐宋著述形式演变的实际情况。刘宁《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》即指出,中唐古文作者对子书创作表现出明显的疏离。这源于时人对子书的观念,如张籍劝韩愈著书以排佛老,韩愈却声称“然观古人,得其时行其道,则无所为书;书者,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”,认为写作子书是现实中无法行道而选择的替代方式,而他所选择的“行乎今”的方式,其实就是古文。柳宗元亦强调古文有“立言存乎其中”。朱刚在《唐宋“古文运动”与士大夫文学》指出:“‘文以载道’的实质,是要求古文创作能表达作者理性思考的结果。”唐宋人使用古文来表达自己独立的见解,使古文实质上取代了子书的“立言”功能。因此,章学诚所言唐宋古文的子书特性,是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的,此论也深刻反映了清代诸子学兴盛对文章发展史观的影响,并对民国时期的取法诸子论提供了奠基。

三、民国时期柳文取法诸子论的新推力

民国时期,古文与诸子之关系依旧是热门话题,而且由于“辟韩”思潮,柳宗元的地位逐渐上升,柳文接受发生新变。

民国的古文取法诸子论,对清人兼有继承与新变。就承而言,正如常方舟在《四部之学的转换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》中所论,章学诚的文章流别观是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理论起点。民国学者继承并发展章氏所提出的“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”“立言不专家,而文集有论辨”“辞章实备于战国”等论断,以及出于崇古薄今的文章观所提出的集部低于子部之说,主张取法诸子为文者则较少。刘师培即云:“会稽章氏、仁和谭氏稍知此义,惟语焉未精,择焉未详。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论之,以明其凡例焉。”他继承章氏,以先秦诸子为“后世文章之祖”,将论说、书说、奏议、敕令等文体追溯至其中,又云:“古人学术,各有专门,故发为文章,亦复旨无旁出,成一家言,与诸子同。”认为古文表达思想,与诸子相通。刘师培进而从思想内容、风格写法等多方面将唐宋八大家分别判定为“某家之文”,节引如下:

试即唐、宋之文言之:韩、李之文,正谊明道,排斥异端,(如韩愈《原道》《原性》及《答李生书》等篇,李翱《复性书》,皆儒家之言;而韩文之中,无一篇不言儒术者。)欧、曾继之,以文载道,儒家之文也。子厚之文,善言事物之情,出以形容之词,(如永州、柳州诸游记,咸能类万物之情,穷形尽相,而形容宛肖,无异写真。)而知人论世,复能探原立论,核覈刻深,(如《桐叶封弟辩》《晋赵盾许世子义》《晋命赵衰守原论》诸作,皆翻案之文也。宋儒论史,多诛心之论,皆原于此。)名家之文也。明允之文,最喜论兵,(如《上韩枢密书》等篇皆是,而论古人之用兵者尤多。)谋深虑远,排兀雄奇,(明允最喜阴谋,且能发古人之阴谋,故其为文亦多刻深之论,发人未发。)兵家之文也。子瞻之文,以粲花之舌,运捭阖之词,往复卷舒,一如意中所欲出,而属词比事,翻空易奇,(子瞻之文,说理多未确,惟工于博辩,层出不穷,皆能自圆其说,于苏、张之学殆有得也。)纵横家之文也。介甫之文,侈言法制,因时制宜,(集中多论新法之文。)而文辞奇峭,推阐入深,(介甫最为峻削,而短作尤悍厉绝伦,且立论极严,如其为人。)法家之文也。立言不朽,此之谓与?

刘师培同时也认为“集部之书,不克与子书齐列”。刘咸炘亦将文集中的“论说”视作“真子流入于集”,批评“于集外为子,遂少可观”,同时指出周秦诸子“各守专家,虽其学有醇驳,语有平陂,然推其本意,则皆取其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于书,而非有意于文章华美之观”,后世文人“论说”则“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”,“根本不深,旨趣未卓,或诸体杂出,自致参差,或先后汇观,竟成复沓”。来裕恂《汉文典·文章典》论文体,亦称“议论”体“有诸子之遗风。古之立言垂不朽者,其端于是焉在”,此体中“论说类”“释义论理,指事达道。其为文也,须层出不穷,千转万变,飞扬生动,曲折透达。盖原于名学,而合于论理学者也”,并举韩柳诸“辨”体文为例。来氏也将唐宋八大家分别判定为“某家之文”,如韩文、欧文为儒家之文,王安石为法家,柳宗元为名家,苏洵、苏轼为纵横家等。

同时,西学的传入极大地冲击了本土学术,有识之士为保存“国故”,寻找“中学”与西学的相通之处,遂将先秦诸子中法治、名辨等内容与政治学、逻辑学等西方现代学科勾连起来,甚至提出西学源于诸子之说。古文取法诸子论在章学诚等人的基础上出现新诠,并影响到柳文批评。

民国学者梳理古文与诸子的关系,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整理国故。刘师培将整个中国文学传统都判定为“某家之文”,涵盖方苞、姚鼐、戴震等清代各派古文家,曹植、陶渊明、谢灵运等历代诗家,西汉、东汉、六朝、唐宋等各代学术,其实质是在西学传入、探索古学存在意义的背景下,梳理传统学术资源,以实现中西学的对接与融合。此外,刘师培支持《选》学,继承阮元以古文为“笔”之说,认为韩柳古文不押韵、散体单行,“希踪子史”,代表着中唐“以笔为文”的转关,也反映出清代不同文论思路在民国中西交汇背景下的合流。西方文章观的传入也提供了新思路。如刘咸炘就认为外来的文体演化论只适用于“同质”的文体,而不适合“理文”“事文”“情文”等质素程度迥异的体式,系西学东渐背景下对章学诚开启的文章流别论的再阐发。

民国学者也在清人基础上提出新概念,以进一步深入讨论古文与诸子的流变关系。如刘咸炘自言对包世臣及章学诚兼有承变:“实斋善论体,而不知辞流;慎伯善论辞,而不知体别。”主张以“辞派”论历代文章流别,所谓“辞派”,即:“文之体性有定,而辞势之变则无定。流派者,辞势之所生,不随体异而异者也。”不单以文体论,而更重视以文辞之“文”“质”为标准,界定各种文体属于“子势”还是“文集之势”,并据此建立谱系。刘氏认为韩柳古文“用子法于告语之中”,“参子家之质实”以矫正“过文之极弊”,都源于其辞派论。来裕恂将唐宋八大家判为某家之文,也反对前人“某氏之文出于某氏”的思路,认为“家数之不同者,先儒所谓习焉而各得性之近者是也”,立足各家学术对其文章进行分类。刘师培的文章流别观此前已受到学者较广泛的关注,相比之下,刘咸炘、来裕恂等人对古文与诸子关系的论述较少被提及,但同样重要。

综合此二节所论,柳文取法诸子论在明清民国的流行,实源于子学复兴、子书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批评视角转变,同时也是梳理四部关系与文章流别的产物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唐宋八大家批评的共同现象,但柳文的特殊之处在于,章学诚、刘师培、刘咸炘等人讨论古文与诸子的关系时,往往将韩柳视作子书影响古文的关捩。评文者心目中柳文取法的对象,又多为名家、法家、杂家等曾长期被儒家批判的非正统子书,这些子书才是古人语境中“诸子”概念所侧重的,反之,古人称韩文学《孟》,为“儒家之文”,但《孟子》从宋代开始已经属于“经”。而且,柳文自身与诸子相通之处较多的特色,也为这种理论阐发提供了基础。因此,梳理这一时期整体评文视角的转变,对于解释柳文批评何以在此时重视取法诸子问题,是很有必要的。

四、如何评价柳文取法诸子论

古人称柳文取法先秦诸子,是符合其创作实际的。原因在于,柳宗元熟悉先秦诸子,在永州时致力于考订《列子》《文子》《鬼谷子》《晏子春秋》《亢仓子》《鹖冠子》等各派子书,此后《文献通考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古今伪书考》等都很重视其结论,足证其子学修养之深厚。柳宗元也重视诸子的文章典范意义,尝言“参之《孟》《荀》以畅其支,参之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”“ 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庄周、屈原之辞,稍采取之”“博如庄周,哀如屈原,奥如孟轲,壮如李斯”,其在文章写作上借鉴诸子,表现出相近的文风、写法,也是很自然的。柳宗元也有以古文发挥子书立言功能的考虑,自云:“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,文章,士之末也,然立言存乎其中,即末而操其本,可十七八,未易忽也。”因此他的部分论辩文,如《封建论》等,可能主观上即当作子书来写,具有子论的性质,自然会采取子书的修辞和写法。

先秦诸子的核心在于立说并说服君主接受其主张,因此采用多样化的论说手法,以增强说服力,柳宗元正是从这一层面取法先秦诸子的。他作有大量论辩文(如“论”“议”“辩”等),在书信中也常长篇累牍地与对方论辩,手法多样,说理有力,与诸子特别是法家及战国策士之文“发泄无余”、长于说理的文风颇为相近,这在同时其他文家中较为少见,是柳文取法诸子较为独特之处。具体而言,柳文常自设问答,反复辩难,最后提出己见,逻辑严密,富有说服力,如《断刑论》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等。其短篇如《桐叶封弟辩》《晋文公问守原议》等,更是“节节转换,节节翻驳”,以密集的层次转换照顾论题的各方面。柳文还以词锋犀利见长,“笔笔锋刃,无坚不破”。相同题材的韩柳文就有明显的反差,如柳之《驳复仇议》“凌牙厉齿,言之凿凿”,韩之《复仇状》则只援引经典论述。柳文也常铺张扬厉,连续用事或举例,如《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》铺排“东南之竹箭”“北山之木”“冀之北土”“雍之块璞”等各地土产人物,反驳崔简“土之所出乃良,无不可者”之说;《与李睦州论服气书》采用《战国策》“邹忌讽齐王纳谏”的结构,假设友、客、宗族、“姻娅”、“子姓亲昵”、“将率胥吏”等不同身份者的态度差异,劝阻对方以服气之法养生;《与韩愈论史官书》枚举历史事例从中归纳结论的写法,也见于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等篇。

当然,中唐其他古文家对诸子也有所借鉴。其时子学复兴,古文运动又主张学习秦汉文,以纠正六朝以来骈偶盛行之弊,以散行为主的先秦子书自然是重要的取法对象。且如上文所论,中唐时存在以古文取代子书“立言”职能的思潮,因此古文一定程度上具有子论的性质,韩愈、刘禹锡等人亦然,但与柳文又有较大不同。古人习称韩文学《孟》,然而正如刘宁《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》所指出的,韩文注重根本性的发明建树,而非辨析群言是非,不以论证手法的丰富见长,与《孟子》辨证群言及逻辑手段多样化的特点不太相同,而侧重吸收其“养气”。可见主要不是从具体作法、风格等形式层面取法子书的。刘禹锡也好作论辩,自言“予长在论”,四库馆臣称其“恣肆博辨”,其文也有取法诸子之处,如《叹牛》“员能霸吴属镂赐”、《儆舟》“越子膝行吴君忽”数句,枚举历史事例,句法见于《荀子·成相篇》及《韩非子》“门人捐水而夷射诛”等句,然其文总体上气势不如柳文凌厉,在后世也不以文章著名,较少受到评文家关注。其他文家如皇甫湜、李观、樊宗师等,存世文章不多,在具体写法上与诸子也较少相通之处。可见,柳文对诸子的取法,在唐人中是很突出的,加上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典范地位,古人因此格外关注这一现象。古人对柳文取法诸子的诸多论述,揭示出了柳文的关键特征,为后世提供了描述柳文文风成因的有力抓手,为研究柳文写法及特征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。

明清以降学者关注柳文取法先秦诸子的现象,特别是法家、杂家、名家等,对柳文批评史而言影响深远。一方面,这使得柳文不同文体的接受发生变化。此诸家本就重谈辩说理,而自章学诚以来,对柳文的描述逐渐固定到“名家之文”,名家讲究“界名以理,界词以意,断制明显,不惑两歧”,注重辨析厘清概念,因此称柳文为“名家之文”,主要侧重其论辩文,这意味着其论辩文得到了更多关注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一直备受赞誉,被视作文体典范,茅坤即云:“仆平生览古之善记佳山水,惟柳子厚为最。虽奇崛如韩昌黎,当让一步。”其论辩文却常提出与儒家正统观念相悖的观点,众多与人论辩的书信铺张扬厉,旁征博引,时常受到批评,如吕祖谦就称读柳文“当学他好处,当戒他雄辩”,茅坤亦批评其“每每文到纵横时”便露“漫溷”之态。清代何焯、李光地等清代理学家更是批评其论辩文为“子家修词”,“羡言侈论,有伤文格”,并屡屡称其“张皇”“费墨”“驰骤纵横”“词费”。也因此,柳宗元所作论辩文虽多,但在文论家心中,其文体正宗性逊于韩愈,即使后者很少作论。吴讷《文章辨体》作为明代辨体之学的代表作,在梳理“论”体时,虽也将柳宗元列为典范,但仍认为:“然求其辞精义粹、卓然名世者,亦惟韩、欧为然。”其实,柳文以雄辩见长,综合使用多种论辩方法,卓荦峭直,反倒是较为正宗的论辩文作法,韩愈则“老实说出紧要处”,较少给出思维过程,亦不与不同意见作辩驳,而是直接摆出自己的论点,写法类似宗教宣谕,古人却多主张取法其浑涵。当然,柳文受到批评,与其在儒家思想上的正统性不如韩愈也有关系。明清近代学者强调柳文“名家之文”的特性,意味着将柳宗元论辩文的风格视作其整体文风的重要代表,这有助于改善其论辩文长期多受批评的处境,并改变柳文接受史中山水游记独尊的局面。

另一方面,将古文文法、风格等追溯到先秦诸子,甚至径称其为“某家之文”,也有助于扭转唐宋以来对为文沾染“子家习气”的批评,冲击了长期以来“扬韩抑柳”的倾向,助推了民国时期韩柳文相对地位的改变。古人多反对以子书习气作文,如楼钥云:“文人欲高一世,或挟战国策士之气,以作新之,诚可以倾骇观听,要必有太过处。”主张“心平气和,理正词直”。清代何焯、李光地等理学家更是严词批评,如批评柳文等“繁称琐引”之“子家修词”,称赞韩文超越子书:“此(按:指《与孟尚书书》)是欲流传学者之书,故拔本塞源,争辨千古。道术之归,反复剀切,无复余恨。自江都、河汾之书,鲜足以比拟者,何况诸子?”“观昌黎议礼制,谭兵、农、刑律等文,稽古而不迂,适时而不诡,经术纯明,非诸子修词者所及。”但到明清以降,学者更多地关注古文与诸子的渊源关系,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论对“子家修词”的拒斥,韩文超越子书之说在民国开始式微,陈衍即云:“ 《送区册序》,本淮南王安《谏伐闽越书》,《原道》本董仲舒《贤良策》,《曹成王碑》学《管子》,《与柳中丞书》用《庄子》,岂能尽泯痕迹哉!”林纾亦云:“昌黎杂著,自五《原》迄于诸篇,体制皆类子书。”韩文从“近经越子”的“神坛”跌落,也意味着文论家对于古文取法诸子渐趋宽容,这对于柳文地位的上升是非常有利的。可见,晚清民国韩柳接受史的变化,若从子部与集部的地位升降来考察,应还能挖掘出更多新见,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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